1931年9月18日,沈陽城外的臨時指揮部里,煤油燈的光暈在軍事地圖上搖曳不定。連日秋雨讓帳篷里彌漫著一股潮濕的霉味,水珠順著帆布接縫滴落,在彈藥箱上濺起細小的水花。杜與明站在地圖前,手指重重按在“錦州”二字上,指腹的老繭蹭過粗糙的紙頁。遼西走廊的山地在等高線上密集如蛛網——那里將是掩護難民入關的最后屏障。
“主任走了嗎?”他頭也不抬地問,聲音里帶著徹夜未眠的沙啞。
黃偉正用紅鉛筆標注日軍動向,聞頓了頓筆尖:“走了,今晚8點的火車。”他將鉛筆重重一戳,“主任說,最多能在金陵給我們爭取一個月時間。這一個月里,金陵不會再催我們撤軍。”
“一個月……”杜與明喃喃道,指尖在地圖上丈量著從沈陽到山海關的距離,“時間有點短呀。”
“沒有辦法。”黃偉嘆了口氣,攤開傷亡統計簿,“從沈陽外圍戰到長春反擊,我們第五軍從8萬人擴編到11萬,現在又只剩8萬多了。東北軍那邊更慘,能戰的不到20萬。”
帳外傳來士兵搬運彈藥的叮當聲,夾雜著傷兵的呻吟。杜與明望著帳簾上晃動的人影,忽然問:“一個月,能救多少人?”
“總比沒有好吧。”黃偉的聲音低沉下來,“昨天遼陽的難民潮已經涌過來了,光婦女兒童就有數十萬。這些老百姓扶老攜幼,冒著秋雨往關內走,路上已經凍死餓死不少了。”
杜與明猛地站起身,軍靴在泥地上踏出深痕:“東北軍那邊能出多少人?”
“張副司令剛才來電,說最多能湊20萬。”黃偉指著地圖上的松花江流域,“但都是新編的保安隊,很多人連槍都不會開。武器裝備也差,有的部隊三個人共用一支老套筒。”
“我們第五軍呢?”
“算上后勤、輜重兵,能拉上戰場的不過10萬。”黃偉苦笑,“主任臨走前調來了三個旅,說是從華北防線硬抽出來的,再要就沒有了。江西的剿匪戰事吃緊,委員長不肯再分兵了。”
杜與明沉默片刻,突然抓起銅鈴猛搖。清脆的鈴聲穿透雨幕,各部隊主官很快踏著泥濘涌入指揮部,帽檐上的水珠滴在地板上,匯成小小的水洼。這些將領們軍裝沾記泥漿,臉上寫記疲憊,但眼神依然堅定。
“開會。”杜與明走到地圖前,將指揮棒指向遼西走廊,“主任說了,這一個月,我們的任務只有一個——盡量多救東北通胞。”他的聲音清晰而有力,在雨聲中格外堅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