舒禾清了清嗓子，“二姐，我給你說個真事，是咱隔壁市的，好些人都在傳呢！”

舒琳吸了吸鼻子，淚眼朦朧地抬頭。

舒母也看向舒禾。

“有個嬸子，三十多歲的時候，丈夫突然卷著家里所有積蓄跟別的女人跑了，留著她和兩個孩子，還有一屁股外債。那時候她在紡織廠當臨時工，工資剛夠糊口，債主天天堵在家門口，那日子都沒法過了。”

舒琳的手抖了一下，沒吭聲，聽得很認真。

“她沒哭沒鬧，第二天照樣去上班，晚上等孩子睡了，就坐在油燈下糊紙盒，一糊就是大半夜。有人勸她改嫁，找個男人幫襯著，她卻說，靠山山會倒，靠水水會流，靠誰都不如靠自己，她得做孩子的榜樣，生了就得負責。”

舒母忍不住問：“那后來呢？”

“后來啊，”舒禾笑了笑，“迎來了改革開放后的倒班潮，她發現廠里很多工友被排了夜班，愁家里孩子吃不上飯。她一琢磨，就動了心思。

她跟廠里申請，用廢棄的小倉庫改了間教室，白天上班，晚上就帶著幾個工友的孩子寫作業，管照看，還管晚飯，一個月收三塊錢。”

“三塊錢？夠干啥的？”舒母咋舌。

“一開始是不夠，她就自己貼點糧食，每天天不亮就去農貿市場挑最優惠的菜。條件雖然一般，但她做事特別認真，不僅把孩子們長胖不少，連讀書成績都往上竄。

見她用心，來的人就越來越多了。一年后，她辭了廠里的工作，正經開了個托管班，還雇了兩個退休老師幫忙。”

“這都成？”

“現在是個體戶崛起的時代，只要肯干肯想，有什么不成的？”

舒母和舒琳都默了默。